肖申克的救赎正版(修订版) 斯蒂芬金著同名电影原版小说惊悚悬疑推理小说侦探悬疑小说畅销书搭盗墓笔记全套

惊悚题材永远的王者

畅销霸主 斯蒂芬·金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杰出代表作

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被誉为电影史上最完美影片之一

名家点评

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可能就是斯蒂芬·金的小说。
                                                                    ——英国作家 克莱夫·巴克

要找到斯蒂芬·金成功的秘密，你得把他跟马克·吐温和爱伦·坡作比较——老金的故事击中了我们每个人心里埋藏着的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心。

——《洛杉矶时报》

   老金的小说具有奇妙的可读性，读者会瞬间和书中人物对起话来，这是老金成为完美到极致的说书人的原因。他的确是完美说书人的终结者。

——《休斯敦纪事报》

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我保证你会一头栽进去而无法自拔……他创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得让你几乎可以感

他先是喜欢写作，然后赚到了钱（代序）
——略谈斯蒂芬·金的创作生涯

春天的希望 肖申克的救赎

夏日沉沦 纳粹高徒

不再纯真的秋天 尸体

暮冬重生 呼-吸-呼-吸

后记

代序

他先是喜欢写作，然后赚到了钱

——略谈斯蒂芬·金的创作生涯

傅月庵

斯蒂芬·金始终焦虑着，自从他发现自己爱上写作这件事之后。

一九五四年，七岁的他，因病休学在家，整天躺在床上看漫画。在母亲的鼓舞下，他创作了一个四页长的魔法动物故事，获得母亲赏赐的一块美金稿费。他自觉人生就此开启了一扇“可能”的大门，但，焦虑也随之开始了。

不同的人生阶段里，这种关于写作的焦虑，以着不同的面貌出现。“退稿”当然是其中一种，但不严重。对于一个以写作为乐的十四岁少年而言，墙上悬挂退稿的钉子因无法负荷重量而掉了下来，充其量换一根更长一点的就是了。类如“写得很好，但不适合我们。你很有才华，再加把劲吧！”的退稿注语，则让他大受鼓舞，深感希望无穷，前途无限。

一生最爱是恐怖

真正让人焦虑的是，他自小就对公认有助于“精神向上提升”的优良课外读物诸如《白雪公主》、《安博公爵》……无甚反应，吸引他废寝忘食钻读、赶场的书籍和电影，几无例外都是关于火星人、吸血鬼、僵尸、盗墓者、活死人、蛇发魔女、开膛手杰克……这种直到今天还是被教育人士视为“儿童不宜”的“低劣”创作，并且越血腥、越恐怖、越能让他感到兴奋满足。写作反映人生，你读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动之于心，很自然形诸于笔，尤其对于中学八年级生而言。

一九六一年某月的某一天，斯蒂芬·金把他所看到、自认为精彩无比的彩色恐怖片《陷阱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改写成小说，自编自印，带到学校去兜售，一个上午便卖了三十六本，现赚九块钱，成了他的“第一本畅销书”，也让他这个穷苦人家的小孩大受鼓舞，深感“钱”途有望，更多零用钱终于不是梦。下午两点钟，他被叫到校长室，校长要他把钱退还同学，还训了他一顿：“我真搞不懂，斯蒂芬，你明明有才华，却为什么老爱写这些垃圾东西，白白糟蹋天分呢？”斯蒂芬·金羞愧地遵命退钱，却不认输。那年暑假，他又自写自编自印了个《外星人入侵》的故事，大卖一场。然而，赚足了零用钱的他，内心还是感到羞愧，耳边不停浮现校长的话：为何要糟蹋天分？为何要浪费时间？为何要写这些

垃圾？

此后二十多年之间，这些话成为斯蒂芬·金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还在写，且割舍不下“这些垃圾东西”。“写作是一种涂鸦。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像一个滤网，网的大小和尺寸都不同。我的滤网流不过的东西，也许可以流过你的滤网，而且一点困难也没有。你的滤网流不过的东西，也许在我的滤网中通行无阻。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去转换这些堵住我们思想滤网的糟粕，最后会发展出某种才艺来。”成名之后，斯蒂芬·金曾经这样解释他的写作嗜好，他的思想滤网流不过去的，就是“恐惧”这件事，这是天性，所以他爱写，也几乎只写“恐怖小说”。

一生最爱是恐怖，听起来似乎有些病态，许多人也认为这是斯蒂芬·金在尝到甜头、靠着吓人赚得亿万家产之后的说辞，根本是哗众取宠的一派胡言。然而，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若以“恐怖小说”跟“写作”来代替“道”与“仁”这两个字，再用这段话来形容斯蒂芬·金的这一生，则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知道我有多认真

一九七三年的斯蒂芬·金：大学毕业两年，二十七岁，已婚，眼镜镜片越来越厚重，卡其裤已快装不下日益向外扩张的啤酒肚。育有一子一女的他，好不容易在高中找到一份教职，却入不敷出，暑假里还得到洗衣工厂打工，老婆塔比莎则穿着粉红制服在甜甜圈店里当服务生。全家人住在一辆拖车里，电话被断线了，更没钱修理代步用的破烂“别克”车。他终日担心会有额外的账单，也被教学跟行政会议搞得兴味索然，“这不是我该拥有的生活！”跟所有人一样，斯蒂芬·金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曙光。

然而，即使生活如此艰难，他还是在写作，还是在投稿，而且，还是写恐怖小说，书桌抽屉里随时躺着五六份未完的手稿。“为何要糟蹋天分？为何要浪费时间？为何要写这些垃圾？”老校长的这几句话，想必也曾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不过此时的他大概无暇顾及这些了。毕竟，有时候“垃圾”被录用了，额外的稿费收入总会带来意外的欢乐。全家大吃一顿、多买些日用品、带耳朵有问题的女儿去看早该看的医生。这有什么不好呢？他真正担心的是，眼见而立之年即将到来，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作家，靠写作为生呢？人的命运难说，事后回想，一个小动作，往往决定了一生的走向。要不是老婆塔比莎始终认定斯蒂芬·金有才华，写作绝不是浪费时间，总是鼓励他多花时间在写作上；要不是她从字纸篓里把已经被揉掉的《魔女嘉莉》（Carrie）草稿捡了回来，抖掉烟灰，摊平开来阅读，还贴心地对老公说“这个有搞头，你一定行的”！斯蒂芬·金能否挣脱金锁走蛟龙，平地一声起高楼，只怕还在未定之天呢。但不管怎么说，一九七四年，《魔女嘉丽》出版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了。这本书像个实现了的“美国梦”，让斯蒂芬·金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一夜成名，也造就了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畅销书作家之一——接下来，他花三十年时间，以双手之力，开创出“社会恐怖小说”这一类型阅读，与安·莱丝、狄恩·昆兹、彼得·斯陶伯、约翰·法瑞斯等人共同铺设出一条宽阔的大道来。

《魔女嘉莉》预付版税仅二千五百美元，畅销之后，光平装本版权就卖了四十万美元，他拿到一半的二十万，等于三十一年的教书薪水。斯蒂芬·金时来运转，终于发了！能够无忧无虑、全心全意做他爱做的事，他也更加勤奋了。此后三十年里，每天一大早，他就坐在打字机前写作，至少要写个一千五百字才起身，且每年只在国庆日、生日和圣诞节这三天停笔歇息。（后来他承认，这是为了找话题才这样说的，其实一疯魔了，这三天照写不误！）“我不断地写，因为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有人花上二十年做心理分析，想去了解他们为何有某种兴趣和感觉，我只是放纵它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时，我知道我有多认真。”某次接受访问时，斯蒂芬·金曾这样说道。

到了一九八二年，短短八年中，他已写出十本小说，本本卖钱。一九八五年之后，速度更快了，曾在十五个月内连续出版了四部新作，其中《它》（It）厚达一千一百三十八页，重逾三磅又七盎司半，简直是书市大忌，但照样“呱呱叫”，独占鳌头，畅销百万余册。一九八八年里，他曾有四部小说同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成了美国出版界破天荒的大事。整个八〇年代里，斯蒂芬·金可说攻无不胜、战无不克。据统计，这十年里，美国大大小小最畅销的二十五本书里，他一人就占了七本，当真空前绝后！

版税之外，从第一本小说起，斯蒂芬·金的另一笔财富就是来自影视收入。由于他实在会讲故事，且惊悚悬疑还带着血腥杀戮的内容，又格外适合改编成影视，因此几乎每一本小说都被搬上银幕，让八〇年代过着相对太平却也单调日子的美国民众获得了刺激的宣泄。有人曾私下统计过，一九九〇年秋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斯蒂芬·金同时有一部小说在电视播出、两部小说在电影院放映、另一部正在拍摄中。其利益之庞大，可想而知。事实上，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好莱坞工业与出版市场紧密结合，“小说还在写，电影就说好会开拍”这一生产模式，几乎斯蒂芬·金就是始作俑者，再经过约翰·格里逊、麦克·克莱顿、汤姆·克兰西这几位畅销天王发扬光大而确立的。

斯蒂芬·金写得快又卖得好，名利双收，出版等于印钞票，昔日戏言富贵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然而，他似乎又焦虑起来了。本来就爱喝两杯的他，到了一九八五年，酒瘾、药瘾纷纷上身，不但酗酒，还吸食古柯碱。这是为什么呢？“成名症候群”的患得患失，以及定期出版的压力都可能是原因，但以斯蒂芬·金在此时期的出书质量来看，大约都不成问题。隐藏在意识底层的，“为何要糟蹋天分？为何要浪费时间？为何要写这些垃圾？”如影随形，如蛆附骨，只怕老校长的魔咒还在蠢蠢作祟着。

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

一九八二年，斯蒂芬·金已经接连写出《撒冷地》（Salem’s Lot）、《闪灵》（The Shining）、《守夜》（Night Shift）、《死亡区域》（The Dead Zone）、《凶火》（Firestarter）、《狂犬库丘》（Cujo）这些哄传一时的叫座小说，声名大噪，隐隐然具备“畅销霸王”气象之时，他却出版了《肖申克的救赎》（Different Seasons）。这一本书颇出乎读者跟出版界意料之外，是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前三个与恐怖几乎沾不上边，最后一个虽颇惊悚，但跟之前的“超能力”、“吸血鬼”、鲜血满地流相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透露：“我花在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也许一生再也不会出版另一本完全相同的书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神？为什么再也不会有第二本了？答案还得从这本书里去探索。

斯蒂芬·金在《肖申克的救赎》的《后记》里追述，当他出版《魔女嘉莉》后，又写了《撒冷地》，编辑有点替他担心，原因是怕他被“定型”为“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对这事看得较轻松，要他等几年再说，原因是“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赚钱”。言下之意，当然是指他还会转型的。后来，《闪灵》又大卖，编辑更担心“定型”问题了。斯蒂芬·金却还是一派轻松，认为被定型也无妨，“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等到《肖申克的救赎》出来了，他的编辑还是在担心，重点却不一样了，“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这才对呀！”

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清楚说明了市场的力量正一步步把斯蒂芬·金给“定型”下来。但也说明了，就算一生最爱是恐怖，就算八年写了十部小说，本本畅销之后，他还是有些疑惑，无法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写些“垃圾”、在“糟蹋天分”、在“浪费时间”？这种焦虑，透过《尸体》里被公认为斯蒂芬·金的化身的叙事者戈登的口中说得很清楚：“许多书评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狗屎，我也时常觉得他们说得没错……我的故事太像童话故事了，显得荒诞不经。……我想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有任何意义？一个人能以写杜撰的小说致富，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黑暗的另一半

读者喜欢我就写，斯蒂芬·金是这样说的。然而，足以肯定一个作家的，除了读者的掌声之外，别忘了，还有书评人——像老校长那样，老爱把“畅销”跟“垃圾”画上等号的书评人。在无钱买米买盐的时候，赚钱养家求温饱是最迫切的需要，旁人说好说坏都不重要。一旦财源滚滚、衣食无虞之后，自我肯定就变得重要了。这一肯定，往往都要靠“名”，且是“好名”，而不是“恶名”。毫无疑问，斯蒂芬·金才华横溢，但正如他所说，喜爱黑暗不可知的事物是他天生的兴趣，他依着上帝所赐予的写作才华，顺着自己的天性去创作，他够认真、很努力，外界也回报他足够的财富跟名气。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且是他认为值得尊敬、应该重视的人，却总是认为他在哗众取宠，一味赚钱；老是批评他所写的东西不入流，赚再多的钱也还是“垃圾”？如果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忠于自己”，那他肯定做到这点了。但为什么主流文学界还是没办法肯定他呢？这个焦虑后来成为斯蒂芬·金文学创作中很明显的一个特质，他经常以畅销作家为写作对象，远如《头号书迷》（Misery，1987）中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的那一位，近如《尸骨袋》（Bag of Bones，1998）里被创作瓶颈压

得喘不过气来的这一位，其中均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

最值得注意、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黑暗的另一半》（The Dark Half，1989），那位专心于严肃文学创作却一事无成，偶然游戏文章，写了几本恐怖小说竟名利双收的中年作家。因为越写越觉得糟蹋天分、浪费时间，他想抽腿罢手了。透过杂志报道，搞了个亲手“埋葬分身”的仪式，在坟场拍了几张“我的墓碑”的照片，用以昭告世人。谁晓得竟把那个无中生有、照理说已经一死百了的“通俗分身”给唤醒了。“他”从坟坑中爬了出来，大开杀戒，把每一个涉及谋杀“他”的人都给杀了。最后还绑架中年作家的妻儿，威胁他再写一部系列小说，好让自己能复活，也取代他的地位。故事结局，“严肃文学”终究还是打败了“通俗文学”，把“他”赶回“他”该待的黑暗世界里。书中有一段话，让人浮想联翩：“任何靠创作维生的男人或女人都必须这样。一个活在正常的世界上……另一个创造世界。他们是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但，为什么通俗文学的那一位是“黑暗的一半”，而“活在正常世界上的这一位”又非要将他置之死地呢？现实的斯蒂芬·金分明是“黑暗”那一边的人，可他为什么还是把“自己”给处死了？这种处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什么呢？

通俗文学属于“黑暗的一半”。就斯蒂芬·金而言，现实似乎就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他出道十二年，早已家财万贯，名利双收，在美国文坛上，却像个新兴暴发户，只能孤芳自赏。代表主流的“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从来不曾正眼看待过他，别说作品入围“全国图书奖”什么的，就连每年的颁奖典礼，冠盖满京华，也从来不曾寄张请帖给他：你想来，就自己掏钱买餐券吧！斯人独憔悴的斯蒂芬·金或许因此气不过，决心换跑道再出发。这一年里，他公开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较无门户之见、始终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说（这时的他，早获得代表这两类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雨果奖”〔Hugo Awards〕、“卢卡斯奖”〔Locus Awards〕跟“世界奇幻文学奖”〔World Fantasy Awards〕）。

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

此消息传出后，“金迷”一片哗然，坚决反对，抵死不从。靠他吃饭的那些影视中人更不用说了。其情况恰恰合了一句谚语：“扮戏的要散，看戏的不肯散。”最后，斯蒂芬·金或者拗不过书迷的热情、本性的呼唤，以及，也很重要的，白花花银子的诱惑，写着写着，还是回到恐怖小说这条道路上来了。一九八七年，他写出了《头号书迷》，后来搬上银幕，改名《惊情十日》，那个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着她之所爱写作的畅销作家，相当程度上，当是反映了彼时斯蒂芬·金的内心感受吧。

被“绑架”了的斯蒂芬·金，一如胡适口中的“过河卒子”，退既无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的方法，除了更细腻、更讲究创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暴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异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说，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小说，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从“双日””，再（Douleday）到“维京（Viking）

到“斯克莱布诺”（Scribner），一路更换出版社的轨迹，也说明了他越来越“严肃”以对的态度（一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 Man in the Black 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O.Henry 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发动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 Perrin）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哪能一锤定音，妄定优劣呢？

“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然而，一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一主题的讨论，这次的争论，还是各自表述，偶有交集。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区分的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了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跟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最后的肯定

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〇〇〇年出版《写作这回事》（On Writting），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二〇〇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竟然宣布，他获得二〇〇三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斯蒂芬·金终于收到请帖了，而且是上台领奖的请帖。消息传出，美国文学界仿如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阴谋论以对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保守派大将、一辈子宣扬“西方正典”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开炮直斥这是“可怕的错误”，因为斯蒂芬·金“根本不是个好作家”，“他的作品，过去被称为‘廉价惊险小说’。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著名文学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则在《时代周刊》写了一篇《老金万岁》，大力声援斯蒂芬·金。他认为“斯蒂芬·金的努力不但是诚恳的，而且是勇敢的”，“下一个文学浪潮，不会来自高雅处，而是来自低俗处，来自药房架板上那些用烫金外包、封面轧花印字的平装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继续读你的吧。这场变革不会让圣徒们为之欢呼的”。

圣徒不但没有欢呼，还当面“吐嘈”斯蒂芬·金。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颁奖典礼于纽约举行，斯蒂芬·金不顾肺炎感染，抱病出席，还花了七万多美元，大手笔包下六张桌子，邀请同为畅销作家的好友谭恩美、约翰·格里逊参加，也给他们一张免费的请帖。他诚恳呼吁“在所谓‘通俗小说’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然而，以《大火》（Great Fire）一书赢得该年度小说奖的七十二岁老作家雪莉·赫札德（Shirley Hazzard），却不买这位五十六岁小老弟的账，不但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从没读过斯蒂芬·金的小说，还当着九百位来宾的面，老实不客气地说：“就算给我们一份当前最畅销的书目，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满足。”“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个性，我们知道自己该读些什么。”

结语

在可预见的将来，“通俗”与“严肃”之间的文学战争，只怕要再继续相持下去。斯蒂芬·金还看得到，但未必还会去趟浑水，与人对骂。毕竟，他已挣得他最想要的那一块功碑，对老校长有交代了。就一位终身致力写作，花了三十年工夫，写出四十本小说和两百个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被誉为“每个美国家庭显然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八成是斯蒂芬·金作品”的作家，要说这不是“终身成就”也实在太牵强了。诚如“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主席鲍德温（Neil Baldwin）在宣布斯蒂芬·金得奖时所言：“我们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什么是文学。”假如我们放宽视野，不坚持“作者之死”，而将“写作的态度”视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那么，文学的世界或将更为多元富饶、平易近人一些。而斯蒂芬·金在《午夜四点》（Four Past Midnight，1990）序言里的这段话，也显得更有意义了：

我依然喜欢好故事，爱听好故事，也爱讲好故事。你也许知道（或在乎），也许不知道（或不在乎），我出版这本和下面两本书，赚了大钱。如果你在乎，那你也应该知道，在“写”（Writing）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得到一文钱。正如其他自发性的事情一样，写作本身是超乎金钱之外的。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只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

我猜美国每个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里，都有像我这样的一号人物，不 论什么东西，我都能为你弄到手。无论是高级烟或麻(如果你偏好此道 的话)，或弄瓶白兰地来庆祝儿子或女儿高中毕业，总之差不多任何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是有求必应；可是很多情况不一 定都合情合理的。
     我刚满二十岁就来到肖申克监狱。在这个快乐小家庭中，我是少数肯 痛痛快快承认自己干了什么的人。我犯了谋杀罪。我为大我三岁的太太投 保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寿险，然后在她父亲送我们的结婚礼物——一辆雪佛 兰轿车的刹车上动了手脚。一切都正如我的计划，只是没料到她在半路上 停下来载了邻居太太和她的小儿子，他们正一起下城堡山进城去。结果刹 车失灵，车速越来越快，冲过路边树丛，撞上了一座内战纪念雕像的底座 而轰然起火。旁观者说，当时的车速一定超过每小时五十英里。
     我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被逮住，但我却锒铛入狱，在这里长期服刑。
    缅因州没有死刑，但检察官让我因三桩谋杀罪而逐一受审，最后法官判了 我三个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这样一来，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不可能有机会假释了。法官还在判决书上说我罪行重大，死有余辜。的确 如此，不过现在这些事都已成过去。你可以去查查城堡岩的旧报纸档案， 有关我的判决当时是地方报纸的头条新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罗斯 福手下那些字母开头的特工人员的新闻并列，如今看来，实在有点可笑， 也早已成为老掉牙的旧闻了。
     你问我，我改过自新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改过自新，至少我不晓 得那在监狱里代表了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只是政客爱用的字眼，这个词也 许有一些其他的含意，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明白它的含意，但那是未来 的事了……而监狱里的囚犯早就学会不要去多想未来。当年的我出身贫穷 ，但年轻英俊。我让一个富家女珠胎暗结，她出身卡宾街的豪华宅邸，漂 亮娇纵、但老是闷闷不乐。她父亲同意让我们结婚，条件是我得在他的眼 镜公司工作，“靠自己的实力往上爬。”后来我发现，他真正的用意是要 让我随时都在他的监控下，就像管着家里豢养的不太听话、还会咬人的猫 狗一样。我的怨恨经年累月，越积越深，终于出手造成了这种后果。如果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但我不确定这样是否表示我已经 痛改前非了。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安迪·杜佛尼的故事。但 在我开始说安迪的故事之前，还得先说几件关于我的事情，反正不会花太 多工夫。
     正如我刚才所说，差不多四十年来，在肖申克监狱里，我有办法帮你 弄到任何东西。除了永远名列前茅的烟和酒等违禁品之外，我还有办法 弄到上千种其他东西，给这儿的人消磨时间。有些东西绝对合法，只是在 这种地方不易取得，因为坐牢本该是一种惩罚。例如，有个家伙强暴了一 个小女孩，还涉及几十件暴露的案子。我给他找了三块粉红色的佛蒙特大 理石，他雕了三座可爱的雕像，一个婴儿、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还有一个 蓄胡子的年轻人，他称这些雕像为“耶稣的三个不同时期”，现在这些雕 像已经成为前任州长客厅中的摆设了。
     又或者，如果你是在马萨诸塞州北边长大的人，一定还记得这个人的 名字——罗伯特。艾伦·科特。他在一九五一年，企图抢劫莫堪尼克弗市 第一商业银行，结果那次抢劫演变成血腥事件，死了六个人，包括两个强 盗、三名人质，还有一个年轻警察因为挑错时间抬起头来，而让子弹穿过 眼睛。科特有收集钱币的嗜好。监狱自然不会准他将收藏品带进来，但靠 着他母亲和洗衣房卡车司机的帮忙，我还是替他弄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 告诉他：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在这个满是盗贼的石头旅馆中收藏钱币。
    他看着我微笑说：“我知道该把钱币藏在哪里，绝对安全，你别担心。” 他说得没错。直到一九六七年他死于脑瘤时，他所收藏的钱币始终没有现 身过。
     p2-3

《肖申克的救赎》去年曾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书名为 《四季奇谭》。 本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简体中文版与台湾版使用 的是同一个译本，由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在国内读者中的广泛影响， 而把它用作书名。 全书共收录了斯蒂芬·金的四篇中篇小说，首篇即 为“春天的希望”《肖申克的救赎》。此外，还有“夏日沉沦”《纳粹高 徒》、“不在纯真的秋天”《尸体》，“暮冬重生”《呼－吸－呼－吸》 ，故事分别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 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 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的恐怖故事。 该书英文版1982年首次出版，不 久后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之位，当年在美国曾狂销28 万册。 目前，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31种语言，收录的四篇小说中已有 三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的电影。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曾获奥斯卡奖 七项提名的《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小说展现了斯蒂芬·金所擅长的惊悚 题材之外的写作功力。书中的另两篇小说《纳粹高徒》与《尸体》拍成电 影后也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其中《尸体》还被视为斯蒂芬·金最具自传色 彩的作品。

后记

虽然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是打哪儿得到这些构想的？”但问的次多的问题应该是：“你只写恐怖小说吗？”等到我否认的时候，实在很难看出问问题的人究竟是失望，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在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魔女嘉丽》之前不久，我的编辑比尔·汤普森写了一封信给我，建议我开始思考下一本书该写什么。（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连第一本小说都还未问世，怎么就开始想下一本了？不过由于一本小说出版前花费的时间，几乎与电影的后期制作过程一样漫长，当时我们已经跟《魔女嘉丽》纠缠了很久——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收到信后，我立刻寄出两本小说的手稿给比尔，一本为《火焰》（Blaze），另一本是《二次降临》（Second Coming）；前一本是在《魔女嘉丽》完成后立刻动笔写的，花了我六个月的时间，那时候，《魔女嘉丽》的手稿还躺在编辑的抽屉里呢！后一本是在《魔女嘉丽》如牛步般缓慢的出版过程中写的。

《火焰》是一本通俗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近乎低能的大块头罪犯绑架了一个小婴儿，准备向孩子富有的父母勒赎……结果却爱上这孩子的故事。《二次降临》讲的是吸血鬼肆虐缅因州小镇的故事，两本小说都有几分文学模仿的成分；《二次降临》模仿《吸血鬼》（Dracula），《火焰》则模仿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我想比尔看到我寄去的一大箱手稿之后，一定大吃一惊——就好比有个女人原本只想要一束花，却发现丈夫出去买了整个花房给她一样。（其中《火焰》的有些部分还打印在牛奶账单的背面，《二次降临》的手稿上闻得到酒味，因为三个月前在除夕宴会上，有位仁兄把啤酒打翻了，泼洒在稿纸上。）两份手稿加起来，密密麻麻大概有五百五十页左右。两星期之后，他把两本稿子都读完了（简直是编辑中的圣人），我也从缅因州赴纽约庆祝《魔女嘉丽》出版（一九七四年四月时，我的朋友兼邻居约翰·蓝侬还活着，尼克松仍然坐在总统宝座上，而我的胡子里也还找不到一根白毛），同时讨论接下来应该先出版哪一部小说……还是两部都不适合出版。

我在纽约待了两三天，我们绕着这个主题谈了三四次，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园大道与第46街的交叉口决定的。比尔跟我正站在那里等着红灯转绿灯，注视着出租车驶进隧道中，然后比尔说道：“我想先出《二次降临》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本——可是他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不太情愿，于是我抬起头来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没什么，不过如果前一本书是写一个能以心灵力量移动物体的女孩，接着又出这本关于吸血鬼的书，你可能会被定型。”他说道。

“定型？”我问道，真的是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吸血鬼与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型呀？”

“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他说道，口气更勉强了。

“喔！”我说道，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啊！”

“再过几年看看，”他说道，“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就这样啊！’”

“比尔，”我说，心中颇觉有趣，“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谋生。洛夫克莱夫特1长期饿肚子，布洛奇2后来根本放弃而改写悬疑小说和不知算什么类型的戏谑之作。你看吧，电影《大法师》掀起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

转绿灯了，比尔轻拍我的肩膀说道：“你会非常成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明白。”

他比我更清楚真实状况，后来事实证明，在美国还真能靠写恐怖小说赚钱。《二次降临》后来改成《午夜行尸》这个书名，出版后销售奇佳。当时我跟家人已迁往科罗拉多州，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间闹鬼的旅馆。有一次在赴纽约时，我和比尔在一家名为“嘉士伯”的酒吧里聊到半夜（一头淡灰色的大雄猫显然把点唱机据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来，才能看见有哪些歌可点），并将小说的情节说给他听，听到最后，他把手肘撑在桌上，头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严重的偏头痛。

“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问。

“我很喜欢。”他言不由衷地说道。

“那么有什么不对吗？”

“先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再来是吸血鬼，现在又是闹鬼的旅馆跟能通灵的小男孩，你会被定型的。”

这一回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许多恐怖小说作家，例如洛夫克莱夫特、克拉克·A.史密斯、弗兰克·贝尔克纳普·朗恩、弗里兹·雷伯、罗伯·布洛奇、理查德·麦西森、秀兰·杰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归为恐怖小说作家）等，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得到不少乐趣。于是在嘉士伯酒吧里，看着猫睡在自动点唱机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编辑把头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为像约瑟夫·海勒那样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说；或变成像约翰·加德纳这类作家，作品较艰涩，不那么大众化，读者全是些优秀学者，他们吃健康食品、开着旧绅宝汽车（车子后面的保险杆还贴着“支持金恩·麦卡锡担任总统”的褪色贴纸）。

“没有关系，比尔，”我说，“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

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仍然做他的编辑，我则继续写我的恐怖小说，我们两人都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是一笔好交易。

于是我被定了型，但我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大多时候，我写的确实是恐怖小说。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每个故事里都包含了一些恐怖的元素，不仅仅是《呼—吸—呼—吸》而已——《尸体》中吸血虫那档子事就颇吓人的，《纳粹高徒》里的梦中意象也同样可怖，天晓得为什么，我的脑子好像迟早都

会转回那个方向。

这里的每篇稍长的故事都是我在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后写成的——似乎我每完成一项浩大的工作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最早完成的《尸体》写于《午夜行尸》之后，《纳粹高徒》则是《幽光》完成后，花了两个星期写成（《纳粹高徒》写完后，我精疲力竭，停笔了三个月）；《肖申克的救赎》写在《再死一次》就绪之后，《呼—吸—呼—吸》则是四个故事中最慢完成的作品，在《燃烧的凝视》写竣之后动笔。

这些故事以前都不曾出版过，甚至不曾交付出版商评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在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之间——虽不是非常精确，但大致差不多吧。我得告诉你：即使最大胆的作家，碰到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字这个数目，也会心惊胆跳。我们很难明确划定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小说还是短篇故事，至少不能以字数来界定，不过当一个作家写出近二万字的东西时，他知道这已经接近短篇故事的上限了。同样的，如果他写的故事超过四万字，就比较接近一篇小说。但是，在二万字以下与四万字以上这两块较明确的区域之间是个模糊地带，作家写到这个地方时，才猛然发觉自己来到小说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带——“中篇小说”。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当然，马戏团里那些畸形怪胎也没什么不对，只是在马戏团以外的世界里，你就难得看到这类人；我的意思是，伟大的中篇小说很多，可是传统上总是只能在类型小说迷的小众市场上销售（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比较不客气、但更正确的说法是：几乎乏人问津）。你可以把一部很好的中篇推理小说卖给《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麦可仙恩推理杂志》，或把中篇科幻小说卖给《惊愕》、《类比》等杂志，甚至《全知》或《科幻小说杂志》。讽刺的是，好的中篇恐怖小说也有市场：前面提过的《科幻小说杂志》是其中一个例子，《阴阳魔界》是另外一个例子，其他还有许多原创恐怖小说的选集，例如由双日书屋出版、葛兰特编辑的“幽影”系列。

但是对于只能用“主流”二字来形容的中篇小说（这个形容词和“类型”一样令人沮丧）……就市场性而言，你的麻烦可大了。你忧愁地看着自己二万五千字到三万五千字的手稿，打开一瓶啤酒，在脑中听到一个很重的外国腔问道：“先生，您好，欢迎搭乘革命航空公司的飞机，旅途愉快吗？应该还不错吧！先生，欢迎加入中篇小说的行列，我猜您会很喜欢这趟旅程！来根便宜雪茄吧！把脚翘起来休息休息，我想您的小说还会放在这里很久、很久……对不对？哈—哈—哈—哈—哈！”

真令人沮丧。

从前，这类故事真的有市场（他哀叹）——例如《星期六晚邮报》和《柯立尔》、《美国水星》等杂志，不管长篇或短篇故事，都是这类刊物的主要内容。如果故事太长而无法在一期内刊登完毕，他们就会采取连载方式，分三期、五期或九期登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浓缩”或“摘要”小说的可怕方式（《花花公子》和《柯梦波丹》尤其喜欢这种糟糕的做法，你现在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读完整本小说），杂志会提供充分的篇幅来刊登小说。我还记得从前我会花一整天在家里等邮差送信，因为最新的《星期六晚邮报》即将出刊，而之前曾经预告本期将刊登雷·布莱德伯利的最新小说，或因为凯伦的连载小说将于本期刊出完结篇。（那种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让我成为醒目的目标。邮差终于出现了，当他穿着短袖夏季制服、背着邮包、踏着轻快步伐走来，我会在走道尽头等他，身体动来动去，好像急着要上厕所的样子，一颗心简直快跳到胸口他脸上冷然一笑，递给我一张电费单，其他什么都没有。我的心陡地下沉。最后他于心不忍，终于把《星期六晚邮报》递给我，封面是由洛克威尔所绘、满脸笑容的艾森豪威尔，里面有一篇关于索菲亚·罗兰的报道，还有由派特·尼克松执笔的文章《我说他是个很棒的人》，她说的是谁呢，你猜，当然是她的先生尼克松啦。还有很多故事，有长篇、有短篇，还有凯伦连载小说的完结篇。谢天谢地！）而且这样的情形还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每个星期都发生！每当《星期六晚邮报》送来的时候，我猜我简直是整个东岸最快乐的小孩！

现在还有一些杂志会刊登长的小说——《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特别同情写出三万字小说的作者所碰到的出版问题，不过这些杂志并不特别欢迎我写的故事，因为我写的东西比较平淡，文学性不太强，有时又太冗长累赘（虽然要我承认这点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猜我的小说之所以如此畅销，还得归功于这些特质（尽管这些特质似乎不太值得赞赏）。我的小说大多是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平凡故事，就好像文学界的麦当劳推出麦香堡和大包薯条一样。我懂得欣赏优雅的散文，但是发现自己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所以我欣赏的作家大都是像西奥多·德莱赛或诺里斯之类的写实作家）。   

如果把“优雅”这个元素抽离了作家的文笔，他就只剩下一条强壮的腿可以立足，那条腿就是“分量”。结果，我总是努力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你无法像纯种马一样奔驰，还是可以拼命发挥脑力（阳台上传来一个声音：“你说什么脑子？”哈！哈！很幽默，走开吧，你！）。

结果就是，当谈到你刚刚阅读的这几个短篇故事时，我发现自己的处境令人困惑。人们说我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到了即使我想拿送洗衣物单去出版都成（在批评家口中，过去八年来，我写的东西不过就是又臭又长的洗衣单），但是我却无法出版这几篇故事，因为这些故事的长度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先生！脱掉鞋子！喝点廉价的朗姆酒！等会平庸革命钢铁乐团就要为我们演奏几首千里达歌曲。我想你会喜欢的。还有很多时间，先生。时间还有很多，因为我想你的小说会——”

——放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对呀、对呀，太棒了，你何不找个地方去推翻哪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民主政权？

我最后决定看看我的精装版小说出版商——维京出版社与平装版小说商——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对这几个故事有没有兴趣，故事分别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的恐怖故事（或许故事其实是关于那个不是俱乐部的俱乐部），结果出版商说他们愿意出版。这就是我如何让这四篇很长的故事挣脱中篇小说的奇怪处境的经过。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故事。

喔，关于定型这件事，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一提。

大约一年前，有一天我告诉我的编辑——不是比尔，而是新编辑，一个名叫阿伦·威廉斯的好人，精明、机智而能干，但经常在新泽西的某个地方担任陪审员。

“爱死你的《狂犬库丘》了。”阿伦说。（当时编辑部正在准备那本小说的出版作业，内容是关于一只长毛狗的真实故事，刚刚才写完。）“有没有想到下一本要写什么？”

似曾相识的感觉出现了，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谈话。

“嗯，有了，”我说道，“我已经有一些概念——”

“说说看。”

“你觉得出版一本四个中篇小说的合辑如何？大部分都是普通故事，你觉得如何？”

“中篇小说？”阿伦说道；他是个大好人，但从他的声音听来，那天的好心情好像突然打了折扣，仿佛他刚赢来两张革命航空的机票，要去某个奇怪的小小香蕉共和国。“你的意思是长篇故事？”

“是的，一点也不错，”我说道，“我们就称这本书为《不同的季节》什么的，这样大家看了，就知道这本书讲的不是吸血鬼或闹鬼的旅馆之类的故事。”

“那么下一本小说是不是关于吸血鬼的故事？”阿伦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我想不是；你说呢，阿伦？”

“描写闹鬼的旅馆如何？”

“不，我已经写过闹鬼的旅馆了。阿伦，你不觉得《不同的季节》听起来很不错吗？”

“听起来好极了，斯蒂芬。”阿伦说着叹了口气，仿佛一个大好人坐在革命航空公司新飞机的三等舱中，看到前座椅背上有蟑螂爬来爬去时发出的无奈叹息。

“希望你会喜欢。”我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阿伦问，“只要一篇就行？有点像……‘类似的季节’（而不是不同的季节）？”

我微微一笑——仅仅微微一笑——一边想着史黛菲与麦卡朗医生的呼吸方法。“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

“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

“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

“这才对呀！”阿伦喊道，我感觉得出来，他待会儿回去开编辑会议（或坐上陪审席）时，会非常快乐；我也很快乐——我爱我的鬼车，我想它会让很多人在天黑后穿过闹市时变得紧张兮兮。

不过我也很爱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而且我想我会永远喜爱这些故事，希望所有读者也喜欢，希望这几个故事能像所有的好故事一样——使你们暂时忘却积压在心头的一些现实问题，带你们到从未去过的地方，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魔术。

好了，我得走了，再见，请各位保持头脑清醒，读些好书，做点有用的事，快快乐乐地生活。

献上我的爱与祝福

斯蒂芬·金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于美国缅因州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年—），有史以来作品最多、读者最众、声名最大的作家之一。编过剧本，写过专栏，执过导筒，做过制片人，还客串过演员。作品总销量超过三亿五千万册，超过一百五十部影视作品改编自他的作品，由此创下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更是读者心目中的“恐怖小说之王”。六次荣获布莱姆·斯托克奖，六次荣获国际恐怖文学协会奖，1996年获欧·亨利奖。2003年因“继承了美国文学注意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而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 2007年荣获爱伦·坡大师奖——终身成就奖。 他以恐怖小说著称，活脱脱概括了此一类型小说的整个发展沿革，他的作品还包括了科幻小说、奇幻小说等其他小说类型。但他的作品又远远超出了类型小说的范畴，他并非一个廉价的恐怖批发商，他的作品深入内心、逼问人性、展现灵魂，他成就的是真正的心理惊悚——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大师。